[理財新聞] 入職28家公司 “騙薪神話”的崩塌
騙薪者徐玲玲，一個職場“海王”。
最高紀錄時，一個月內，她同時入職28家公司，和丈夫的月薪超過60萬元。夫妻倆只花了三年，用騙來的錢在上海寶山買了別墅。
她的一天如此度過：
6點起床化妝，7點出門。白天，游走於上海各大寫字樓，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簽到，或參加新的面試。晚上，穿梭於酒會交際應酬。奔碌的一天往往結束於凌晨，有時半夜3點才到家。
三年裡，徐玲玲和丈夫入職過300多家公司。被警方抓捕時，她還在杭州面試。
我是在一則新聞裡看到這些信息的。生活中，年輕人都在討論工作如何痛苦，內卷、失業、“狗屎工作”，這是當下人們對打工的普遍感受。
——然而徐玲玲，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騰挪，一路風生水起，她是怎麼做到的？
我來到上海，找到了破獲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東分局經偵支隊。我一度以為，這只是一個獵奇的個案，是像電影《貓鼠游戲》那樣的高智商犯罪。隨著采訪深入，這起騙局的輻射范圍越發壯大，我相繼見到聽聞過此案的律師，受騙公司的老板，還被拉進一個有40個受害成員的“反職業混底薪聯盟”群。
雖然最終沒有見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，一部完整的上海灘金融圈行騙實錄，逐漸豐滿起來。可是，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，好像總有一個更大的東西包裹著這一切。
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後一次采訪。那是在陸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檔寫字樓裡，距離黃浦江只有1公裡。江風一吹，都是金錢流逝的聲音。
就像有人形容，在華爾街，貪婪可以算是一種義務，而問題出在那些制造貪婪的激勵機制上。這句話挪用在此，也不為過。
我可以幫你融到一個億
一些面過徐玲玲的人還記得，她個頭不高，打扮普通，人倒是十分健談。
陸凡是上海一家影視公司的老板，和徐玲玲第一次會面是在2022年3月。當時他公司的新電影項目需要融資，急招12位銷售，希望他們能找來客源、拉來投資，並且不用打卡坐班。徐玲玲是應聘者之一。
如今回憶，陸凡會形容徐玲玲“油嘴滑舌”。但在當時，無論談吐表現，還是業務能力，面試官們都認為她非常適合。陸凡問起工作計劃，她對答如流，細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戶的資產配置方案。
在徐玲玲面試的另一家公司，一位基金經理對她的印象是，“非常有底氣”——當公司要求一個月做出500萬的銷售成績，徐玲玲主動加碼：500萬太少，我要簽3000萬。
一年多以後，徐玲玲出現在法治節目《東方110》上，已經是在看守所裡了。她扎著短馬尾，面部糊著馬賽克，側對鏡頭重演如何在面試中反客為主。她自如地吐著“台詞”：
“馬雲是怎麼實現自我價值的？寧可當雞頭，不可當鳳尾。我是要跟你共同創業的，沒有我，你的格局就那麼小。”
為完成對老板們的理論激勵，她會拋出殺手鑭：
“5萬、10萬你融到什麼時候去，我可以幫你融到一個億。”
一位招聘者坦言：“招銷售嘛，文憑和談吐什麼都不是最重要的，無非就是你能給公司帶來利潤。”
憑借能為公司帶來巨額利潤的底氣，在那個影視業被疫情重擊、資金流潺如游絲的早春三月，徐玲玲順利進入了陸凡的公司。
同批招進來的還有其他9名銷售，簡歷上商業銀行、信托、資本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從業經驗起步，行頭打扮一副“背景”過硬的樣子：
有人開著100萬起步的保時捷卡宴來面試；
也有自稱從英國留學歸來的女面試者，穿著正裝，一身的LV和Gucci；
還有一個著西裝的中年男人，留小分頭，自稱家裡是做生意的。陸凡看他派頭十足，挺像個有資源的“富二代”。
有背景、自帶資源，這大概是身為銷售最大的職場美德。後來浦東經偵支隊四大隊副大隊長董裕平向我介紹，這些騙薪者慣用的一招是，提前准備一份所謂的“高淨值客戶名單”，面試時向公司老板們“亮劍”。
這樣的名單通常異常詳細，包括客戶的名字、身份證號碼、聯系方式，甚至還有“家裡有房子幾套、存款多少”。言下之意：我手握“高淨值大魚”，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賺錢了。
老板們只能驚鴻一瞥，很難有當場核實的機會，一番宏願卻被似有若無地撩撥起來。
於是陸凡把這批看起來不錯的銷售招了進來，試用期底薪8000元，轉正後15000元。對方主動提出先不用交社保，“他們說試用期萬一過不了，轉進轉出很麻煩，對自己的征信也不好”。背調也做得很粗放，“學歷很多是大專或者三本，我們也懶得去查”。
“我當時想反正招人也不多，先試用一個月，我們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。”陸凡回憶道。
後來真相還是讓他打了寒顫：這批招來的12個銷售裡，11個都是“鬼”。
破綻浮出
去年12月，上海浦東警方接到報案，一家金融公司稱遇到了騙子，說發現有試用期將滿的員工，同時也在其他公司上班。
那是徐玲玲的“同行”，一個叫洪凱的求職者，31歲。他同樣能說會道，有著某大銀行工作的光鮮履歷，手握不少人脈資源，多是上市公司的“董監高”，也應聘的銷售崗。
後來，洪凱同樣在《東方110》上披露了他的面試秘笈：“我一下子能夠講十幾個產品，從一級講到二級，怎麼從A輪到B輪，到pre-IPO上市，我都能講清楚。行家一張嘴，就知道有沒有。”
幾乎每位受訪對象都會承認，這些人稱得上是“面試高手”。一位受訪者更是沒好氣地說，他們應該開個培訓班，給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傳授面試經驗。
很快，洪凱帶著另外8個銷售人員以團隊形式入職。洪凱的底薪3萬，外加20%的銷售提成。公司對他很是倚重，直接將一個2000萬的融資項目交給他的團隊負責。
平日裡，他們9人不用坐班，只參加例會，其余時間都在外面“跑客戶”——至少工作日志是這麼寫的，“今天見了10個客戶”“客戶有多少資金”“資金什麼時候到位”。蒙在鼓裡的老板總覺得那叫“希望”，一種讓人心甘情願等一等的美麗東西。
“其實並沒什麼很復雜的作案手法。”經偵支隊四大隊民警黃迪誠對我說，這些銷售表面上在“跑客戶”，實則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試，還能順手拍張照片給現任公司說，“你看，我在走訪這家公司”。
又等了一個多月，洪凱們進一步夯實希望，帶回來20多位“客戶”。喜迎客戶大駕，公司辦了一場隆重的產品推介會。老板注意到，那天客戶們十分捧場，將會場的果盤、瓜子大把塞進口袋。
陸凡的公司也有過類似經歷。
雖然剛招來徐玲玲們就碰上疫情，工資白發了3個月，但去年6月8日復工後，12位銷售相繼帶投資“客戶”上門了。客戶年齡在30-60歲之間，有男有女，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話。
他們似乎對陸凡的電影項目很感興趣，又不會提太多專業問題，有的甚至連項目標的也不關心，爽快地拿走合同，說要投1000萬。唯有一位瞻前顧後——事後證明，只有他是真客戶。
陸凡察覺到不對勁，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頭。“可能是銷售的業務能力比較強，他們自己把投資人搞定了。”這位影視從業者自我安慰著。
直到某天早晨，他的助理走進辦公樓，瞧見一個銷售躲在樓梯下，低聲訓斥一位“客戶”。助理悄悄上樓告訴了陸凡。
陸凡的頭腦突然亮堂：可能遇到“倒江湖的”了。
而在洪凱就職的公司，雖也看似賓客盈門，三個月試用期過去，該團隊實質業績為0。說再見的時刻到來了——他們的“盈利模式”就是快速滾動迭代，同時騙取多家公司的試用期工資，到期走人。
就在老板打算辭退他們的時候，洪凱的手下誤給HR發了一張離職證明——他及時撤回了，還是被看得一清二楚——是另一家公司開具的證明，入職時間卻和本公司一致。
老板聯系上對方公司，雙方一碰，原來洪凱他們同時掙兩份工資。
不久，陸凡通過朋友拿到一份“行業黑名單”——是一些金融企業私下匯總的“混底薪”員工名單。名字一對，公司好幾個“銷售”赫然在列。陸凡這才曉得，徐玲玲和那個梳著小分頭的“富二代”原來是夫妻，一對“騙薪伉儷”。
黑名單牽出了更多的受騙公司，也說明徐玲玲伉儷背後，藏匿著一個浩大的“騙薪江湖”。
騙薪江湖
浦東警方調查取證時，有的老板大吃一驚，毫無意識原來之前被人騙了。也有較真的老板選擇報案，結果騙薪者魔高一丈，鬧事、耍賴，還有人為了追討工資揚言在公司跳樓的。
浦東經偵支隊四大隊副大隊長董裕平解釋說：“企業舉證很困難，需要證明他入職的時候，是偽造的簡歷、學歷、客戶資源，還要證明他入職以後請的群眾演員不是真實的客戶，等等。”
苦於沒有真憑實據，之前很長一段時間，這類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裝進了普通勞動糾紛的范疇。
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過13次，也打過13次勞動仲裁官司，回回勝訴。
為什麼騙薪者總能勝訴？上海市亞太長城律師事務所律師錢元昌向我分析：現行《勞動合同法》偏重於保護勞動者，即使應聘者有欺詐手段，訂立的勞動合同無效，但只要上過班，工資還得發。
像掐住貓的後脖頸一樣，這些騙薪者拿准了中小企業老板們的軟肋：
渴望“融1個億”；喜歡主動提出“不交社保”的員工，能省一筆是一筆；很少嚴格背調——即便調查，留下的前公司聯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；怕惹事，怕勞動仲裁的記錄上了企業信息系統，留下“經營風險”的黑歷史……
但這一次，浦東經偵沒有放過洪凱這條“大魚”。
警員對他們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，像是找到線頭，輕輕一拽，蛛絲馬跡浮出來：洪凱在三年裡換了二十多家公司，其他人也是如此。往往是洪凱先入職一家公司，過段時間，他的手下跟著入職。
之後，警員們調查了洪凱等人的銀行流水：過去兩三年裡，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給他發過工資，平均每月十家左右，金額從幾千元到3萬元不等，時長最短的一個月，最長的半年。有時，團隊其他人還會將工資收入的20%轉給洪凱。
直到今年3月，警方總共查了七十多個嫌疑人的2000多個銀行賬戶。最後，裝證據的盤就有8TB。
——這一切，指向某種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現。
經偵支隊四大隊民警黃迪誠告訴我，上海警方目前發現最早的騙薪案例發生在2013年前後。嫌疑人的太太學過設計，包攬了假證制作。他流竄於上海各區，“悶聲發大財”。
直到2018年左右，“職業騙薪”初具規模。隨著金融行業不夠景氣，他們又轉移到了互聯網乃至實體行業，“侵蝕的速度非常快”。
他們甚至發展出一整條“產業鏈”，在上游偽造銀行流水、簡歷證書等入職材料，在下游有大把“群眾演員”，扮演高淨值客戶出席，全方位把戲做足。
到今年，被捕的嫌疑人也將騙薪自詡為“行業”了。像徐玲玲這種“經驗豐富”“能力強”的，還發展了下線。上線負責分享面試經驗，提供機會，偽造材料；下線“假裝工作”，再回饋工資的20%-50%給上線。
行業進一步繁衍細分。就連最下游的群演，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價。接背調電話的，5塊錢一通；參加產品推介會的，站台費四五十塊；出席洽談合同的，一百塊不等。群演大多是五六十歲的退休人士，“賺點菜錢”。
截至目前，包括徐玲玲夫婦和洪凱在內，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過161名犯罪嫌疑人，涉案金額超過1.3億元。有經營者向警方訴苦，不單是虧損了二三十萬工資，還耽誤了產品的銷售時機，錯失窗口期。
與之對應的，是超乎想象的離奇案情：
一家公司招聘，欲招80個銷售，實招80個騙子——相比之下，遇見11/12騙子的陸凡，算不上損失慘重。
還有一個騙薪者，先讓女朋友應聘某公司HR，入職後，再把他和同伙招進去。
陸凡進了一個有40人的滬上受騙公司群，聽說群裡的“榜一大哥”被騙了半年多，損失一兩百萬。
還有的公司已經倒閉了。它們的身影，徹底消失在蕭瑟寒冬裡。
金融難民
至此，我像是跟著辦案的偵探走出了迷宮。可總有一塊模糊不清：
這些犯罪嫌疑人，他們到底是誰？
陸凡接觸過的“徐玲玲團伙”裡，有兩三個年輕人貌似底層出身，學歷有限，像是經過培訓的工具人。還有一些人，的確有學識和金融工作經驗，看起來和正常從業者沒什麼不同。陸凡不知道他們究竟哪一步走錯了。
直到警方來調查，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個離職員工的確是騙子。他記得那人“履歷很棒”“專業度很高”“形象很憨厚”。面試時穿了西裝三件套，皮鞋珵光瓦亮，“一看就是外資銀行待過的”。
施孝春現在仍然認為，那個騙子應該曾是一個正常的金融從業者，“不是一開始就想著去詐騙的那種”。
在鋃鐺入獄之前，騙薪者曾和陸凡有過一場集體的“內心告白”。
那是陸凡拿到“行業黑名單”查清一切後，他決定攤牌。
那天，長桌上，每個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資料，是陸凡從別家公司獲取的證據——勞動合同、會議紀要、工作日志，碼得整整齊齊。
面對證據，一個“很會面試”的“男同事”嚇哭了。徐玲玲面如死灰，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麼。
那天晚上，陸凡接到好幾通騙薪者的電話，無非是拜托老板放過一馬。唯有一個女孩的電話讓他印象深刻。
那女孩先前來陸凡的公司面試過，最後沒有入職。她自述生於1994年，留學歸來後，趕上P2P行業火熱，便入行了。拉來親朋好友一起投錢，結果籌款全打了水漂。她自覺走投無路，成了騙子。
陸凡記得女孩的聲音有些顫抖，她低聲下氣地說自己實在是“沒有辦法”。
陸凡私下裡打聽，女孩家裡的確有過那麼一遭。
警方也表示，在已抓獲的嫌疑人中，有相當一部分人原來從事P2P行業。
2007年，P2P進入中國市場，一度成了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標志。高峰時期，全國實際運營的P2P機構約有5000家。2015年左右，多米諾骨牌開始倒下，一些公司相繼垮台、暴雷。直到2020年11月，P2P行業徹底清零。
施孝春告訴我：“P2P之後，個人投資者對市場的投資信心受到影響，其他合規類的股票基金、債券基金、股權投資等資產類型公司也出現了波動。”
很難估量其間多少人被殃及，淪為“金融難民”。
“P2P爆雷後，一些從業者的客戶虧得血本無歸，他們變成了徒有經驗，卻沒有任何資源開拓客戶的人。”施孝春說，過去，這些可能是底薪一兩萬，年薪50萬往上的人。
經濟勢頭好的時候，“高管”“94年海歸女孩”借著時代的光，在高收益的金融業順風順水，不惜加大杠杆，在上海背上昂貴的車貸、房貸，以擁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。
當潮水退去，高處的生活何以為繼？曾經用來裝點門面的一切，立刻變成巨大的負累。更別提那點脆弱的虛榮心了。
“其中一部分人，最早也是兩眼充滿光和希望的打工人，並不是龍勃羅梭筆下的born criminal（天生犯罪者）。”接觸過騙薪受害者的律師錢元昌說，“但他們最終拿捏了金融銷售的漏洞，踏進深淵。”
眾人皆醉時
施孝春最早在銀行工作。趕上了金融業枝繁葉茂的階段，他和同事相繼離開鐵飯碗，想在金融圈搏一把。2014年，同行們聚餐，坐滿了三桌。酒桌上，一個友人問施孝春，假如客戶投來200萬，他一年能賺多少傭金。
施孝春回答，6000塊。
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，先比了兩根手指，然後四根，看著施孝春的眼睛，說：“我們這兒，24萬。”
謹慎的人心知肚明，收益如此，這類公司的金融產品一定有問題，但那友人卻一臉篤定。
“他能不知道這東西是騙嗎？”9月底的上海陰雨連綿，施孝春坐在辦公桌前，沏了一杯茶，說，“只不過他有一個僥幸的心態。”
等到2019年再聚會，當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——有人離開了，也有人“進去了”，包括那個200萬能提成24萬的朋友。
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詢，金融人應當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麼。答案不一而論，“利潤最大化”，“時間的價值效應”，“保住本金”。後來，我在一本寫華爾街的書《大空頭》裡找到一句很樸素的答案：要在眾人皆醉的時候，保持清醒。
施孝春的辦公室位於陸家嘴金融中心。這塊占地31.78平方公裡的區域，容納了50多萬金融從業者，區域經濟總量超過6300億元。窗外，是一片玻璃大廈的叢林，西裝革履的人們行色匆匆。好像輪盤轉起來，隨便一指，某個門面背後就是數以億計的生意。
“陸家嘴有很多優秀的金融公司，都沒有牌面的。因為做理財投資，要看成本和利潤。”施孝春繼續說道，“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裝上面，勢必利潤要高，風險也一定會大，對吧？”
這句話也是對騙薪案的映射。施孝春說，金融業向來不拒絕能“帶單入職”的“資源咖”、“富二代”。而騙局得以存續的條件之一是，騙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裝，讓老板誤以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對的人——譬如那個“可以幫你融到1個億”，還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。
“我其實很忙的”，被抓後，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證，“我每天早上眼睛睜起來，我就出去面試了，晚上很晚回來，中飯也顧不上吃。”
她確實“敬業”，懷孕也沒停下。她在A4紙上記錄了自己每個月入職的公司，入職時間、崗位信息、簡歷資料，一個月一本文件夾，台賬明明白白。
勤奮的“打工人”不止她一個。一位受騙老板納悶，招聘剛發出去一二十分鍾，就有人投來簡歷了，還那麼對口——騙薪者整日盯著Boss直聘等招聘平台，以穩固的頻率刷新著頁面。到了旺季，“高手”一天能面試三五家公司。
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奮力“攀登”的人，誤以為只要“跑得快”，就能逆流而上，抓住幻夢。
施孝春有時和業內朋友聊天，說自己能堅持到現在不是因為條件多優秀，而是“膽子小”。
他的笑裡透出一些苦澀，又說，“第二是運氣好”。他幸運地順應了潮水的正確流向。
他見過很多自信的金融人，跳槽時沒看准，抑或出於某種“富貴險中求”的危險心理，進了錯誤的公司，做了錯誤的選擇。
杯子裡的茶葉打著旋兒沉在杯底。如履薄冰。
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，最後說道：“這一行，一秒天堂，一秒地獄。”
*文中陸凡、徐玲玲、洪凱為化名，本文插圖均為AI繪制。
覺得新聞不錯，請點個贊吧
還沒人說話啊，我想來說幾句
最高紀錄時，一個月內，她同時入職28家公司，和丈夫的月薪超過60萬元。夫妻倆只花了三年，用騙來的錢在上海寶山買了別墅。
她的一天如此度過：
6點起床化妝，7點出門。白天，游走於上海各大寫字樓，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簽到，或參加新的面試。晚上，穿梭於酒會交際應酬。奔碌的一天往往結束於凌晨，有時半夜3點才到家。
三年裡，徐玲玲和丈夫入職過300多家公司。被警方抓捕時，她還在杭州面試。
我是在一則新聞裡看到這些信息的。生活中，年輕人都在討論工作如何痛苦，內卷、失業、“狗屎工作”，這是當下人們對打工的普遍感受。
——然而徐玲玲，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騰挪，一路風生水起，她是怎麼做到的？
我來到上海，找到了破獲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東分局經偵支隊。我一度以為，這只是一個獵奇的個案，是像電影《貓鼠游戲》那樣的高智商犯罪。隨著采訪深入，這起騙局的輻射范圍越發壯大，我相繼見到聽聞過此案的律師，受騙公司的老板，還被拉進一個有40個受害成員的“反職業混底薪聯盟”群。
雖然最終沒有見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，一部完整的上海灘金融圈行騙實錄，逐漸豐滿起來。可是，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，好像總有一個更大的東西包裹著這一切。
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後一次采訪。那是在陸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檔寫字樓裡，距離黃浦江只有1公裡。江風一吹，都是金錢流逝的聲音。
就像有人形容，在華爾街，貪婪可以算是一種義務，而問題出在那些制造貪婪的激勵機制上。這句話挪用在此，也不為過。
我可以幫你融到一個億
一些面過徐玲玲的人還記得，她個頭不高，打扮普通，人倒是十分健談。
陸凡是上海一家影視公司的老板，和徐玲玲第一次會面是在2022年3月。當時他公司的新電影項目需要融資，急招12位銷售，希望他們能找來客源、拉來投資，並且不用打卡坐班。徐玲玲是應聘者之一。
如今回憶，陸凡會形容徐玲玲“油嘴滑舌”。但在當時，無論談吐表現，還是業務能力，面試官們都認為她非常適合。陸凡問起工作計劃，她對答如流，細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戶的資產配置方案。
在徐玲玲面試的另一家公司，一位基金經理對她的印象是，“非常有底氣”——當公司要求一個月做出500萬的銷售成績，徐玲玲主動加碼：500萬太少，我要簽3000萬。
一年多以後，徐玲玲出現在法治節目《東方110》上，已經是在看守所裡了。她扎著短馬尾，面部糊著馬賽克，側對鏡頭重演如何在面試中反客為主。她自如地吐著“台詞”：
“馬雲是怎麼實現自我價值的？寧可當雞頭，不可當鳳尾。我是要跟你共同創業的，沒有我，你的格局就那麼小。”
為完成對老板們的理論激勵，她會拋出殺手鑭：
“5萬、10萬你融到什麼時候去，我可以幫你融到一個億。”
一位招聘者坦言：“招銷售嘛，文憑和談吐什麼都不是最重要的，無非就是你能給公司帶來利潤。”
憑借能為公司帶來巨額利潤的底氣，在那個影視業被疫情重擊、資金流潺如游絲的早春三月，徐玲玲順利進入了陸凡的公司。
同批招進來的還有其他9名銷售，簡歷上商業銀行、信托、資本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從業經驗起步，行頭打扮一副“背景”過硬的樣子：
有人開著100萬起步的保時捷卡宴來面試；
也有自稱從英國留學歸來的女面試者，穿著正裝，一身的LV和Gucci；
還有一個著西裝的中年男人，留小分頭，自稱家裡是做生意的。陸凡看他派頭十足，挺像個有資源的“富二代”。
有背景、自帶資源，這大概是身為銷售最大的職場美德。後來浦東經偵支隊四大隊副大隊長董裕平向我介紹，這些騙薪者慣用的一招是，提前准備一份所謂的“高淨值客戶名單”，面試時向公司老板們“亮劍”。
這樣的名單通常異常詳細，包括客戶的名字、身份證號碼、聯系方式，甚至還有“家裡有房子幾套、存款多少”。言下之意：我手握“高淨值大魚”，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賺錢了。
老板們只能驚鴻一瞥，很難有當場核實的機會，一番宏願卻被似有若無地撩撥起來。
於是陸凡把這批看起來不錯的銷售招了進來，試用期底薪8000元，轉正後15000元。對方主動提出先不用交社保，“他們說試用期萬一過不了，轉進轉出很麻煩，對自己的征信也不好”。背調也做得很粗放，“學歷很多是大專或者三本，我們也懶得去查”。
“我當時想反正招人也不多，先試用一個月，我們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。”陸凡回憶道。
後來真相還是讓他打了寒顫：這批招來的12個銷售裡，11個都是“鬼”。
破綻浮出
去年12月，上海浦東警方接到報案，一家金融公司稱遇到了騙子，說發現有試用期將滿的員工，同時也在其他公司上班。
那是徐玲玲的“同行”，一個叫洪凱的求職者，31歲。他同樣能說會道，有著某大銀行工作的光鮮履歷，手握不少人脈資源，多是上市公司的“董監高”，也應聘的銷售崗。
後來，洪凱同樣在《東方110》上披露了他的面試秘笈：“我一下子能夠講十幾個產品，從一級講到二級，怎麼從A輪到B輪，到pre-IPO上市，我都能講清楚。行家一張嘴，就知道有沒有。”
幾乎每位受訪對象都會承認，這些人稱得上是“面試高手”。一位受訪者更是沒好氣地說，他們應該開個培訓班，給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傳授面試經驗。
很快，洪凱帶著另外8個銷售人員以團隊形式入職。洪凱的底薪3萬，外加20%的銷售提成。公司對他很是倚重，直接將一個2000萬的融資項目交給他的團隊負責。
平日裡，他們9人不用坐班，只參加例會，其余時間都在外面“跑客戶”——至少工作日志是這麼寫的，“今天見了10個客戶”“客戶有多少資金”“資金什麼時候到位”。蒙在鼓裡的老板總覺得那叫“希望”，一種讓人心甘情願等一等的美麗東西。
“其實並沒什麼很復雜的作案手法。”經偵支隊四大隊民警黃迪誠對我說，這些銷售表面上在“跑客戶”，實則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試，還能順手拍張照片給現任公司說，“你看，我在走訪這家公司”。
又等了一個多月，洪凱們進一步夯實希望，帶回來20多位“客戶”。喜迎客戶大駕，公司辦了一場隆重的產品推介會。老板注意到，那天客戶們十分捧場，將會場的果盤、瓜子大把塞進口袋。
陸凡的公司也有過類似經歷。
雖然剛招來徐玲玲們就碰上疫情，工資白發了3個月，但去年6月8日復工後，12位銷售相繼帶投資“客戶”上門了。客戶年齡在30-60歲之間，有男有女，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話。
他們似乎對陸凡的電影項目很感興趣，又不會提太多專業問題，有的甚至連項目標的也不關心，爽快地拿走合同，說要投1000萬。唯有一位瞻前顧後——事後證明，只有他是真客戶。
陸凡察覺到不對勁，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頭。“可能是銷售的業務能力比較強，他們自己把投資人搞定了。”這位影視從業者自我安慰著。
直到某天早晨，他的助理走進辦公樓，瞧見一個銷售躲在樓梯下，低聲訓斥一位“客戶”。助理悄悄上樓告訴了陸凡。
陸凡的頭腦突然亮堂：可能遇到“倒江湖的”了。
而在洪凱就職的公司，雖也看似賓客盈門，三個月試用期過去，該團隊實質業績為0。說再見的時刻到來了——他們的“盈利模式”就是快速滾動迭代，同時騙取多家公司的試用期工資，到期走人。
就在老板打算辭退他們的時候，洪凱的手下誤給HR發了一張離職證明——他及時撤回了，還是被看得一清二楚——是另一家公司開具的證明，入職時間卻和本公司一致。
老板聯系上對方公司，雙方一碰，原來洪凱他們同時掙兩份工資。
不久，陸凡通過朋友拿到一份“行業黑名單”——是一些金融企業私下匯總的“混底薪”員工名單。名字一對，公司好幾個“銷售”赫然在列。陸凡這才曉得，徐玲玲和那個梳著小分頭的“富二代”原來是夫妻，一對“騙薪伉儷”。
黑名單牽出了更多的受騙公司，也說明徐玲玲伉儷背後，藏匿著一個浩大的“騙薪江湖”。
騙薪江湖
浦東警方調查取證時，有的老板大吃一驚，毫無意識原來之前被人騙了。也有較真的老板選擇報案，結果騙薪者魔高一丈，鬧事、耍賴，還有人為了追討工資揚言在公司跳樓的。
浦東經偵支隊四大隊副大隊長董裕平解釋說：“企業舉證很困難，需要證明他入職的時候，是偽造的簡歷、學歷、客戶資源，還要證明他入職以後請的群眾演員不是真實的客戶，等等。”
苦於沒有真憑實據，之前很長一段時間，這類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裝進了普通勞動糾紛的范疇。
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過13次，也打過13次勞動仲裁官司，回回勝訴。
為什麼騙薪者總能勝訴？上海市亞太長城律師事務所律師錢元昌向我分析：現行《勞動合同法》偏重於保護勞動者，即使應聘者有欺詐手段，訂立的勞動合同無效，但只要上過班，工資還得發。
像掐住貓的後脖頸一樣，這些騙薪者拿准了中小企業老板們的軟肋：
渴望“融1個億”；喜歡主動提出“不交社保”的員工，能省一筆是一筆；很少嚴格背調——即便調查，留下的前公司聯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；怕惹事，怕勞動仲裁的記錄上了企業信息系統，留下“經營風險”的黑歷史……
但這一次，浦東經偵沒有放過洪凱這條“大魚”。
警員對他們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，像是找到線頭，輕輕一拽，蛛絲馬跡浮出來：洪凱在三年裡換了二十多家公司，其他人也是如此。往往是洪凱先入職一家公司，過段時間，他的手下跟著入職。
之後，警員們調查了洪凱等人的銀行流水：過去兩三年裡，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給他發過工資，平均每月十家左右，金額從幾千元到3萬元不等，時長最短的一個月，最長的半年。有時，團隊其他人還會將工資收入的20%轉給洪凱。
直到今年3月，警方總共查了七十多個嫌疑人的2000多個銀行賬戶。最後，裝證據的盤就有8TB。
——這一切，指向某種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現。
經偵支隊四大隊民警黃迪誠告訴我，上海警方目前發現最早的騙薪案例發生在2013年前後。嫌疑人的太太學過設計，包攬了假證制作。他流竄於上海各區，“悶聲發大財”。
直到2018年左右，“職業騙薪”初具規模。隨著金融行業不夠景氣，他們又轉移到了互聯網乃至實體行業，“侵蝕的速度非常快”。
他們甚至發展出一整條“產業鏈”，在上游偽造銀行流水、簡歷證書等入職材料，在下游有大把“群眾演員”，扮演高淨值客戶出席，全方位把戲做足。
到今年，被捕的嫌疑人也將騙薪自詡為“行業”了。像徐玲玲這種“經驗豐富”“能力強”的，還發展了下線。上線負責分享面試經驗，提供機會，偽造材料；下線“假裝工作”，再回饋工資的20%-50%給上線。
行業進一步繁衍細分。就連最下游的群演，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價。接背調電話的，5塊錢一通；參加產品推介會的，站台費四五十塊；出席洽談合同的，一百塊不等。群演大多是五六十歲的退休人士，“賺點菜錢”。
截至目前，包括徐玲玲夫婦和洪凱在內，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過161名犯罪嫌疑人，涉案金額超過1.3億元。有經營者向警方訴苦，不單是虧損了二三十萬工資，還耽誤了產品的銷售時機，錯失窗口期。
與之對應的，是超乎想象的離奇案情：
一家公司招聘，欲招80個銷售，實招80個騙子——相比之下，遇見11/12騙子的陸凡，算不上損失慘重。
還有一個騙薪者，先讓女朋友應聘某公司HR，入職後，再把他和同伙招進去。
陸凡進了一個有40人的滬上受騙公司群，聽說群裡的“榜一大哥”被騙了半年多，損失一兩百萬。
還有的公司已經倒閉了。它們的身影，徹底消失在蕭瑟寒冬裡。
金融難民
至此，我像是跟著辦案的偵探走出了迷宮。可總有一塊模糊不清：
這些犯罪嫌疑人，他們到底是誰？
陸凡接觸過的“徐玲玲團伙”裡，有兩三個年輕人貌似底層出身，學歷有限，像是經過培訓的工具人。還有一些人，的確有學識和金融工作經驗，看起來和正常從業者沒什麼不同。陸凡不知道他們究竟哪一步走錯了。
直到警方來調查，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個離職員工的確是騙子。他記得那人“履歷很棒”“專業度很高”“形象很憨厚”。面試時穿了西裝三件套，皮鞋珵光瓦亮，“一看就是外資銀行待過的”。
施孝春現在仍然認為，那個騙子應該曾是一個正常的金融從業者，“不是一開始就想著去詐騙的那種”。
在鋃鐺入獄之前，騙薪者曾和陸凡有過一場集體的“內心告白”。
那是陸凡拿到“行業黑名單”查清一切後，他決定攤牌。
那天，長桌上，每個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資料，是陸凡從別家公司獲取的證據——勞動合同、會議紀要、工作日志，碼得整整齊齊。
面對證據，一個“很會面試”的“男同事”嚇哭了。徐玲玲面如死灰，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麼。
那天晚上，陸凡接到好幾通騙薪者的電話，無非是拜托老板放過一馬。唯有一個女孩的電話讓他印象深刻。
那女孩先前來陸凡的公司面試過，最後沒有入職。她自述生於1994年，留學歸來後，趕上P2P行業火熱，便入行了。拉來親朋好友一起投錢，結果籌款全打了水漂。她自覺走投無路，成了騙子。
陸凡記得女孩的聲音有些顫抖，她低聲下氣地說自己實在是“沒有辦法”。
陸凡私下裡打聽，女孩家裡的確有過那麼一遭。
警方也表示，在已抓獲的嫌疑人中，有相當一部分人原來從事P2P行業。
2007年，P2P進入中國市場，一度成了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標志。高峰時期，全國實際運營的P2P機構約有5000家。2015年左右，多米諾骨牌開始倒下，一些公司相繼垮台、暴雷。直到2020年11月，P2P行業徹底清零。
施孝春告訴我：“P2P之後，個人投資者對市場的投資信心受到影響，其他合規類的股票基金、債券基金、股權投資等資產類型公司也出現了波動。”
很難估量其間多少人被殃及，淪為“金融難民”。
“P2P爆雷後，一些從業者的客戶虧得血本無歸，他們變成了徒有經驗，卻沒有任何資源開拓客戶的人。”施孝春說，過去，這些可能是底薪一兩萬，年薪50萬往上的人。
經濟勢頭好的時候，“高管”“94年海歸女孩”借著時代的光，在高收益的金融業順風順水，不惜加大杠杆，在上海背上昂貴的車貸、房貸，以擁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。
當潮水退去，高處的生活何以為繼？曾經用來裝點門面的一切，立刻變成巨大的負累。更別提那點脆弱的虛榮心了。
“其中一部分人，最早也是兩眼充滿光和希望的打工人，並不是龍勃羅梭筆下的born criminal（天生犯罪者）。”接觸過騙薪受害者的律師錢元昌說，“但他們最終拿捏了金融銷售的漏洞，踏進深淵。”
眾人皆醉時
施孝春最早在銀行工作。趕上了金融業枝繁葉茂的階段，他和同事相繼離開鐵飯碗，想在金融圈搏一把。2014年，同行們聚餐，坐滿了三桌。酒桌上，一個友人問施孝春，假如客戶投來200萬，他一年能賺多少傭金。
施孝春回答，6000塊。
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，先比了兩根手指，然後四根，看著施孝春的眼睛，說：“我們這兒，24萬。”
謹慎的人心知肚明，收益如此，這類公司的金融產品一定有問題，但那友人卻一臉篤定。
“他能不知道這東西是騙嗎？”9月底的上海陰雨連綿，施孝春坐在辦公桌前，沏了一杯茶，說，“只不過他有一個僥幸的心態。”
等到2019年再聚會，當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——有人離開了，也有人“進去了”，包括那個200萬能提成24萬的朋友。
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詢，金融人應當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麼。答案不一而論，“利潤最大化”，“時間的價值效應”，“保住本金”。後來，我在一本寫華爾街的書《大空頭》裡找到一句很樸素的答案：要在眾人皆醉的時候，保持清醒。
施孝春的辦公室位於陸家嘴金融中心。這塊占地31.78平方公裡的區域，容納了50多萬金融從業者，區域經濟總量超過6300億元。窗外，是一片玻璃大廈的叢林，西裝革履的人們行色匆匆。好像輪盤轉起來，隨便一指，某個門面背後就是數以億計的生意。
“陸家嘴有很多優秀的金融公司，都沒有牌面的。因為做理財投資，要看成本和利潤。”施孝春繼續說道，“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裝上面，勢必利潤要高，風險也一定會大，對吧？”
這句話也是對騙薪案的映射。施孝春說，金融業向來不拒絕能“帶單入職”的“資源咖”、“富二代”。而騙局得以存續的條件之一是，騙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裝，讓老板誤以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對的人——譬如那個“可以幫你融到1個億”，還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。
“我其實很忙的”，被抓後，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證，“我每天早上眼睛睜起來，我就出去面試了，晚上很晚回來，中飯也顧不上吃。”
她確實“敬業”，懷孕也沒停下。她在A4紙上記錄了自己每個月入職的公司，入職時間、崗位信息、簡歷資料，一個月一本文件夾，台賬明明白白。
勤奮的“打工人”不止她一個。一位受騙老板納悶，招聘剛發出去一二十分鍾，就有人投來簡歷了，還那麼對口——騙薪者整日盯著Boss直聘等招聘平台，以穩固的頻率刷新著頁面。到了旺季，“高手”一天能面試三五家公司。
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奮力“攀登”的人，誤以為只要“跑得快”，就能逆流而上，抓住幻夢。
施孝春有時和業內朋友聊天，說自己能堅持到現在不是因為條件多優秀，而是“膽子小”。
他的笑裡透出一些苦澀，又說，“第二是運氣好”。他幸運地順應了潮水的正確流向。
他見過很多自信的金融人，跳槽時沒看准，抑或出於某種“富貴險中求”的危險心理，進了錯誤的公司，做了錯誤的選擇。
杯子裡的茶葉打著旋兒沉在杯底。如履薄冰。
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，最後說道：“這一行，一秒天堂，一秒地獄。”
*文中陸凡、徐玲玲、洪凱為化名，本文插圖均為AI繪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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